在这里，21世纪的上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长过程区分为三个各有其确定的发展目标的发展阶段，即：2000年至2010年，从进入小康社会到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机构可以以多种形式出现，但从职能层面而言，基本涵盖法律援助管理职能的各个方面。（5）管理经费预算及收支等各项行政工作。

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违反《条例》和有关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新的机遇。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指导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和完善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法律援助工作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政策措施和核心要求。[1] 参见秋实：《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开业》，《中国律师》1995年第12期。另一方面，司法行政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管理职能配置不明。

[9] 参见顾永忠：《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现状与对策建议——基于2013年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的考察与思考》，《法学杂志》2015年第4期。本文将梳理法律援助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并就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定位、性质、职能配置问题，结合域外制度经验，探索相关的解决思路。这种耻辱感遂演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约束力，正是依仗这种约束力，人才会弃恶从善。

注曰：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故不敢毁伤。我们也不能忽视一种极端情形，对于寡廉鲜耻、毫无荣辱感的人来说，这一惩罚也许只能从法律的层面给其带来一些权力的限制或者肉体的痛苦，受刑人不会自发产生任悔罪感和内疚感，即使耻辱刑的用刑使其耻之于公众，公众也对其进行责备和唾弃，但受刑人自己仍然不会产生任何羞辱感和罪恶感，反而引以为荣，感到自豪，并发誓要更加变本加厉的报复社会。作为一个正常人，其最基本的品质就是能知耻，能认同整个国家社会对于耻的界定，通过对耻的认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三）礼义廉耻教育的需要 对统治阶级来说，刑罚的目的一方面是惩戒具体的犯罪人，另一方面就是教育不具体的社会民众。

统治者通过运用耻辱刑标榜恤刑仁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将耻辱刑作为减等替代刑来适用，二是对于某些弱势人群直接适用耻辱刑。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

有司奏：‘自今凡劫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攻剽亭寺及伤害吏人，并监司将吏自为劫，皆不限人数，悉依旧制斩刑。耻辱刑作为一种刑罚，其目的是给受刑人带来精神痛苦和部分肉体痛苦，比如在受刑人脸上刺上表征犯罪的符号和字样，让受刑人戴枷锁示众等。注曰：绿当为角，声之误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认识的基础，耻辱刑才能有施展其效能的土壤。

一个人做错了事，就会受到外来的舆论压力和各种非议等负面评价，这种舆论和评价就促使其产生耻辱感。这些耻辱刑给受刑人造成肉体痛苦的同时，也给受刑人贴上了永久性的或者长久性的犯罪标记。耻辱刑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其肉体痛苦可以忽略不计且能有效地惩治犯罪的刑罚，正是建立在一定的思想以及文化基础之上的，这一基础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大众的普世耻辱观念或者说主流荣辱观，宏观上说就是耻感文化。（《汉书?刑法志》） 在汉代，髡钳刑作为髡刑的一个变种刑罚，还常被作为死罪的减等刑广泛适用。

（一）恫吓儆阻效尤的需要 耻辱刑最首要的目的就是制止犯罪、惩戒犯罪人。（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孝道观念 耻辱刑的用刑方式有的时候会损伤人的身体，而在中国古代，行孝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完整性，在这种讲究以身体完整性为守孝标准的孝道观念的影响下，耻辱刑也就具有了非常有力的惩罚效果。

越是受人瞩目的上层阶级，越有荣辱感和廉耻心，对他们用耻辱刑就能最大限度发挥耻辱刑的惩罚效果。（《荀子?正论》）到了后来刘邦入主咸阳城后与老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正是出于这么一种认识。

一个人犯了罪，被法律判处了耻辱刑，在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上，刑罚都会对受刑人造成一定的用刑效果。这一目的是通过刑罚给受刑人带来的诸如限制某些权益、限制某些自由、直接造成身体损害等效果来实现的，这也是由刑罚具有惩罚性的本质所决定的。（二）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文化 如果说耻感文化作为耻辱刑的存在基础来说过于笼统，那么中国古代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文化则为耻辱刑的效果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因此，自己必须因犯罪而承担刑罚的不利后果。所以，爱护自己的身体就是孝道的开始。从更广意义上来讲，诸如上文所述的自然与人性基础和社会政治需要等也是其他刑罚如自由刑、财产刑、生命刑的存在基础，但并不是唯一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这类刑罚仍然能有效地发挥其惩罚犯罪的作用。

耻辱刑相比死刑或者非常残忍的肉刑来说，其惩罚力度、给受刑人带来的肉体痛苦性都要小很多。（《旧唐书?张嘉贞传》） 同样是在唐开元年间，监察御史蒋挺在监督决杖刑时稍轻，被判处朝堂杖之，同是监察御史的张廷珪奏曰：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

否则，若不是以此观念为基础，髡耐之刑对于受刑人来说，就如今日理发刮胡一样，也就毫无任何惩戒意义了。缺少二维，国家就会危险。

这种不带来剧烈肉体痛苦，也不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对于稍微有廉耻心的人来说，却可以做到惩罚得淋漓尽致，令其没齿难忘。从这两点上来看，耻辱刑在恫吓儆阻效尤这方面的表现，相比其他刑罚，确实尤为明显。

心智正常的受刑人，一般来说都会从内心深处感到自责和羞辱，再加上耻辱刑常常将这种耻辱效果放大、扩大，这就加大了受刑人在精神上的痛苦感。所谓社会性指的就是，对耻的认知并不是以某一个人的标准为权威，而是以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为标准。（《新五代史?冯道传》） 礼义廉耻这国之四维，在古代思想家们看来，可以说是支撑一个国家的四个基石，缺一不可。对于受过教育、有强烈荣辱观的官僚贵族来说，有时候耻辱刑的惩罚效果也许比对适用于普通老百姓更明显。

耻感文化多为东方文化，其主要道德制裁为羞耻，为他人之耻笑批评或轻视。这些标记使得受刑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向社会公众宣布自己曾经犯罪受刑，让民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刑罚的严酷性。

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缺少四维，国家就会灭亡。

所以在中国古代统治者看来，用耻辱刑作为重刑的替代刑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展现了自己仁爱恤刑，又非常有力的教育了民众。但这种痛，常人意义上的理解是身体或生理上的痛，有时是自由或财产剥夺之痛，更有生命剥夺之痛。

如果受刑人连这点痛苦都不用去承担，那么最基本的司法公平正义就难以实现了。杀人偿命只是针对犯杀人罪的人而言的，同理，伤人者受刑也是一种人的自然认知。有的时候官员犯罪本应按律处以徒刑、流刑等，但是法律通常用耻辱刑来替代之，以羞辱之。对于混迹于官场多年的官员来说，政治生涯的非正常结束有时候可能比生命的终结或自由的限制还要令其感到痛苦和羞愧。

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类刑罚能在中国产生并存在几千年而不被社会所淘汰，有深层次的原因和基础。（《汉书?惠帝纪》） 清朝也有对特殊人群判处耻辱刑以显恩赦的做法，《大清律例?名例律》犯罪免发遣条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

这也是其存在社会政治的需要。另外，作为统治阶级治理社会的手段，刑罚的存在和运作都必须以推动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统治阶级权威为出发点，所以耻辱刑的存在基础也不能忽视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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