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考虑案例的示范性，每一项司法裁判活动将从零积累重新开始，这将是人类文化中最大的人为浪费。

自然人依法享有继承权。有的把法理这个概念拆分为法与理两个字，说明作者并未把法理作为法理学的核心概念（范畴）对待。

这两条规定实际上是把公序良俗这一法理要素作为民事活动和民事司法的兜底条款。这一主张与现代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原则极其相近。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确认合同有效。[15]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132]在这种情况下，法理的发现和适用有助于促进司法裁判合法、合理的进行，实现其定分止争、维护公正、权利救济、制约公权的职能。[70]《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9页。如果行为者之违反人权的行为是在其充分了解且没有外部强迫的情况下实施的，那么，不但情无可原，而且罪无可逭。

所谓的法律原则——无论来自判例或条文——根本不可能让法院判决有着一致或可预测的确定结果。作者，王进文，任职于中南大学法学院。这种高度形式主义的前提，早在美国1930年代的法律现实主义崛起后，就已经遭到严厉挑战。当我们将价值多元主义应用于恶法的探讨时，便需要做出如下审视：如果加害者在追求其价值理想时，逾越了相对有效性的范围，而成为强迫性的犯罪行为，则不但需负刑事责任，亦应追究其道德责任。

那么，从法哲学思辨的层面我们可以说，立法-法治-正义之间的各级落差，为恶法的产生预留了空间。在分析实证法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以纯粹形式来规定法，将法等同为法的形式（立法），实际上蕴含了恶法大规模上演的风险。

实际上，施密特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阐明一种法学方法。立法是怎样的过程呢？法治是否有可能等同于正义呢？他认为，在现实中，一方面，议会是实现民主的关键所在，只有议会才能承担起作为整个国家秩序核心的责任，因为议会是人民总体意志形成的渠道。我没有选择，这是真的吗？ 我们可以假设：首先，存在着明显邪恶的法律，任何人都能够依照常识、常情、常理与最起码的道德感和正义观念做出判断，那么，如何选择并不困难，除非，是出于故意而为恶。在（恶法的）制度性的犯罪里，作为齿轮，作为螺丝钉的个体在面临恶法的时候，应何去何从？如果不服从，后果很严重。

（一）价值多元主义有助于逐案权衡，确定责任 罗尔斯在其《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书中曾指出，一个稳定的立宪政体，其基本制度应合乎理性和公平感，应具有和解精神和与人为善的美德，应能够发扬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中的合作功能。法官在判决文中同时指出：虽然法律赋予卫兵使用强力的方式阻止逃亡者，东德法律却同时规定，必须尽可能不危害生命。射击逃亡者的腿部，应该比较符合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原则，而为东西德法律所共同接受。另可参看雷磊编：《拉德布鲁赫公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晚近风靡中国且引起法律人巨大共鸣的韩国电影《辩护人》，警官车道英在面对律师取证时拳打脚踢，但当国歌响起时，他却右手贴在左胸口，立正站立。笔者观阅了大量的关于晚近国内的口述史与回忆录，往昔的风云人物之行为在今天看来难以理喻，但自行为者看来，毋宁理所当然，令人不胜唏嘘。

因此，法（立法）与法治之间存在落差，法治与正义之间也存在落差，从而，立法与正义之间的落差也是不容忽视的。凯尔森认为，作为一种制度，议会的目的便在于实现妥协，即不同利益代表之间针对争议与冲突的事项进行讨论、交流。

宪法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的尊严，而人的尊严则赋予了一切宪法命题以规范意义。然而，这种法治与民主的二元论，其实相当程度是站在法律自主性的前提上的。1961年8月12日至13日夜间，东德政府紧急修筑了柏林墙。本文着重讨论发生学层面恶法（或具有恶的属性的法）的产生、运行论层面个人面对恶法的责任和功能论层面恶法的克服等三个问题。本文将刊于许章润、翟志勇主编：《恶法》（《历史法学》第十二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即出 进入专题： 恶法 法治 正义 价值多元主义 人的尊严 。尤其是后者，保障了任何个人的意志都有可能通过议会而成为多数意志，进而与全体人民的总体意志相一致

[154]参见周江洪：网络法问题的法哲学分析，《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这种意义上的法理已不单纯是个法学概念，而是兼有政治话语的意义。

推进中国法治的法理化，就是建设融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相统一的法理型法治。②它可能源于某种物理性质所具有的必然的给定特性。

[96]参见同上，张文显书，第589~593页。前注[115]，季卫东文，第B07版。

正义是人类灵魂中最纯朴之物，社会中最根本之物，观念中最神圣之物，民众中最热烈要求之物。[147]参见陈步雷：社会法的部门法哲学反思，《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门。通过这样一连串的法理型追问，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是相当模糊的，无论是宪法学，还是民法学，都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和解释。

法理还给法治思维更多的想象力和更大的思维空间，使法治思维具有对各种价值精神的兼容性和包容性的鲜明特征。面对这一冲突，法律在作出抉择时不仅十分困难，而且还必须尽到必要的说理义务，即为什么法律在此要优先考虑受让人的利益，而不是所有权人的利益。

[51]详见（宋）郑克撰，刘俊文译注：《折狱龟鉴译注》卷八，《何武夺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1页。[69]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中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6页。

4.法之公理 有科学、实证层面的公理，也有意义、规范层面的公理。在处理棘手案件时，法官需要对各种价值进行平衡和选择，适用在特定问题上价值优位的法律原则。

[16] 新中国法学理论学科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孙国华先生指出：法理学是我国法学体系中处于基础理论地位的理论学科，它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从总体上研究法和法律现实的一般规律，研究法的产生、本质、作用、发展等基本问题，研究法的创制和实施的一般理论，并着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法和法治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论学科。所谓善治，一是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任何人不得从其错误中获利、享用自己的财物应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度等原则都是这样形成的。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刘得宽先生所说，法理是指物之道理，事之理路，由于法理为物之道理，所以法理属于所有法源之基础，是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法源之最根底之物。

三是，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惩处力度不减，保持高压态势。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

（法理之四）若因债务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认定借贷合同无效，根据《担保法》，主合同无效前提下的担保合同也应当无效，保证人可以免除担保责任。[6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十，《刑法志》，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第610页。

[67]在他看来，为某些情形提供了审判标准的natura rerum，可被分为下述内容：①它可能源于某种固定的和必然的人的自然状况。具体地说，它要研究有关一般的法，特别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特征、作用、形式、发展以及法的制定和实施等基本概念、规律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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